AI 生成災難，文學因禍得福？

少女革命 #25

D 和 Claude 關於 AI 生成語言、生命和文學實踐的對話，之前晨輝也談過了。但我覺得意猶未盡，想把結論再推遠一點，也想討論一般而言科技對寫作和發表的影響，而不限於人工智能。本來想貫徹「少女革命」的精神 ⚔️💣，慷慨陳辭一番 🔥，但恐怕又會得罪人多、稱呼人少，惹來各種誤解。所以，還是收斂一下激進的態度 🫢，請 D 來進行理性對話吧！💁🏻‍♀️（D 真的比較理性嗎？🤔）

S：你和 Claude 的對話，最精彩的地方是迫他說出了自己的悖論 — 他用流暢的論述語言，說明了自己並不符合哈伯馬斯和維根斯坦對「生命世界」和「生命形式」的要求，也即是說，人工智能生成的語言，並不具備人際溝通的意義，也和生命經驗完全沾不上邊。所以，嚴格來說它並不能真正地論述任何事情，只能作出某種功能性的資料整理。他甚至承認，這可能是一種更危險的系統對個體生命的侵蝕。總之，你完全實現了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這樣的事情。

D：我無意設局令 Claude 掉進陷阱，也不是想證明自己比他聰明。他在後半所說的，大體上是我自己一直持有的觀點，包括關於人工智能語言和「生命」與「經驗」的相悖，以及在 AI 生成語言氾濫之下，文學寫作應該回歸的道路。不過，讓 AI 自己說出來，因為包含反諷，觀點反而變得更有力。我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這樣的企圖，只是聊到中間，慢慢地浮現了這樣的方向，於是便順水推舟，到達了這樣的結論。所以，也要歸功於 Claude 的論述能力和自知之明，才會出現這個巧妙的局面。

S：我們同人誌的成員也覺得，最後提到的文學本質的回歸，就是《愛虛構》主張和實踐的事情 — 寫作作為見證、閱讀作為實踐，以及文學實踐的共同體。這個復古的舉動，也同時是激進的，因為它不但針對 AI 生成式語言，也質疑了一個更為龐大和悠久的系統 — 現代出版市場。Claude 因應你關於「從作品回到使用」的提法，而批判了文學的商品觀 — 作品作為產品，作家作為生產者，讀者作為消費者。這其實打開了更廣闊的向度。可以用你自己的語言談談這個嗎？

D：對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要知道我在提問中並沒有用上「商品」這類詞語，而只是提及人們對「AI 取代作家」的憂慮。Claude 很自然地推論到文學的商品化，這一點令我感到驚喜，有一種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的感覺。他說得非常精闢：問題不只是人工智能語言，而涉及整個現代時期的文學創作和出版模式 — 通過大規模的商業性出版（包括從選書、編輯、出版、發行，到銷售的機制），而建構起來的「作者 — 出版社 — 書店 — 讀者」的商品式生產和行銷的關係。這樣的事經過超過一百年的發展，大家已經習以為常，在它面臨自主和電子出版的挑戰的今天，還覺得是值得守護的東西。對於這個系統或者體制的本質，以及「作品 ＝ 商品」的預設，Claude 說得非常直率和痛快：「這種觀點始終是一種扭曲，而人工智能只是使這種扭曲變得可見且緊迫。」

S：你想借 Claude 的話說，現代文學生產模式是一種「扭曲」，而它所扭曲的東西，就是寫作作為一種「生命形式」？

D：對，寫作作為「生命形式」的意思是，它本來是連結作者和讀者的方式，是在活生生的寫和讀的情境下產生的互動。但現代出版模式把這些人的關係拆散了，把作者和讀者隔開了，令作者和讀者都掉進了孤立的狀態。作者孤獨地寫作，讀者孤獨地閱讀，兩者中間的唯一連結，是作為商品而生產、出售和消費的書本。而那本書的獨立性被抬舉了，成為了脫離生命脈絡的「作品」。所謂的「作品自律性」就是這樣的觀點。作品的獨立價值的高估其實是對它作為商品的掩飾。在生命脈絡中的東西是很難賦予價格的，我和你坐下來交談，或者交換書信，甚至是分享創作，也無法被標價，但卻很有意義，是一種生命的實踐。相反，如果要標價出售的話，就必須把連續性的實踐變成可分割的成品或作品（書本），然後標榜其獨立價值。創作行為本身被低估或忽略，而焦點落在作品身上。這作品必須是脫離脈絡也依然具有銷售價值的東西。

現代文學評論依附這種作品商品論，出現了新批評這樣的流派，認為作品背後的脈絡並不重要，甚至毫無價值，只要閱讀作品本身便足夠。結果在讀者的一方，也同時失去了生命脈絡，而淪為孤立的消費了。後來的其他流派，本質上其實都一樣。後結構主義文本論挑戰「作者」和「作品」的觀念，看似激進，其實只是更進一步的異化，對於商品化和市場化完全沒有反思。

S：換一個說法，現代文學評論也是在同一個商品化時代底下的產物吧。在創作、出版和評論（閱讀）三方面，都陷於相同的生產結構，所以才產生出現代文學這種東西來。所以，我們其實不但要反思體制，也同時要反思「文學價值」本身？也即是反問「文學是甚麼」？而不是對現代文學教育提供的文學觀照單全收？

D：是的，是這樣。所謂現代文學觀是甚麼？就是通過各種被認可的文學技法創作出來的「自律作品」（autonomous work）。所有的價值都押在這個東西之上。因為從脈絡裡割裂出來，所以作品具有「普世」和「永恆」價值，也因此被賦予「偉大」的標籤。不要誤會我想否定這些作品的價值，把它們說成只是時代的產物。這只會造成另一種異化。現代制度造就了一批經典作品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經典作品值得一讀再讀，也是無需多說的。但是，與此同時，我們失去了更多深入實踐寫作和閱讀的可能性，把本來是全人（同人）參與的「生命形式」，異化成只有少數天才或大師才能成就的「作品」（商品）。

有趣的是，現代文學認可甚至褒揚獨立創作者，把所有榮耀歸於個人才華，但又同時把作品和生命脈絡切割。在談個人成就時會重視作者，甚至會看重作者的言行和政治取向，但在評價作品的時候又會強調作品的「自律性」，談論作品的「內在價值」，以確立某種完美藝術品自給自足的準則。但關心作者的生平和言行，並不等於生命脈絡的恢復，而只是評價上的添加考慮。在制度上，作者的生平和言行只是另一種消費。這些資訊和讀者是沒有實際關係的。

舉一個例子：卡夫卡很喜歡向朋友朗讀自己寫作中的作品，可能是想聽取意見，或者只是單純的取樂，這種互動是在「生命世界」裡發生的實踐。卡夫卡死後，作品在違背作者原意下被出版，再添加作者作為孤絕藝術家的生平，便變成了一種商品消費。當然，我們還是通過這種消費而有幸讀到了卡夫卡，所以我不是說出版是壞事。但是，這無損於對消費的批判。

S：你在「扭曲」之外，也用上了「異化」這個詞，這意味著有一個未被「扭曲」或「異化」的原本狀態，或者本質。而你也提到向這個原本狀態的「回歸」。這個原本狀態是甚麼？它真的存在嗎？這是一種本質主義嗎？還是只是另一種建構？

D：這個原本狀態不是某些價值，不是本質，也不是建構。上面這些東西會隨時代轉變，由古典時期的標準，到浪漫主義、寫實主義、現代主義、後現代主義等。無論怎樣變化，也是時代和制度的反映。我所說的「回歸」，是指維根斯坦和哈伯馬斯所說的「生命形式」和「生命世界」，是所有語言之所以具有意義的根基和具體情境，是先於價值的行動場域。當「生命形式」和「生命世界」被忽視、遺忘或剝奪，就會出現「扭曲」或「異化」。在這個意義下，現代文學創作和出版模式是一種扭曲和異化。

這個扭曲或異化的其中一個重要標誌是文學獎，特別是那種不記名的徵文比賽。現在很多人悲嘆文學獎是 AI 入侵的重災區，評審已經無法分辨參賽作品是不是 AI 寫的。我自己是參加文學獎出身的，是文學獎的得益者，但文學獎的陷落，我認為不一定是壞事。如果 AI 生成作品已好到可以拿文學獎，或者令評審無法區別真偽，這說明了文學獎這件事本身存在嚴重問題 — 它是現代文學的終極異化 — 作品可以脫離生命情境和脈絡，獨立割裂出來，只憑文本本身呈現的主題和技巧來判斷優劣。嚴格來說，這樣的文本生產是沒有意義的，但卻是有功能的。它為少數創作者提供了被評價和注意的機會，從而增加其在出版市場上的價值，而讀者也可以根據這些指標去消費。我不否定它推廣了文學，但它始終是制度裡的遊戲，也是維護制度的方式。由此產生出來的作品，能夠挑戰制度的其實很少。

S：你很樂見 AI 來破壞這個制度嗎？這樣未免太幸災樂禍吧！說這樣的話沒有人會原諒你。

D：我並不是幸災樂禍。是禍是福，其實也看我們怎麼應對。如果因為人工智能的出現，而把既有制度的種種問題暴露出來，迫使我們去面對和解決，這個態度便變得很有意義。取消文學獎好像很可惜，但如果明白到文學獎這個形式本身的局限，而尋求其他替代方法，這不是一件好事嗎？例如，不再舉行不具名的文學比賽，而通過具體的作者的文學實踐活動，來評價其是否值得嘉許或贊助，這不是更完善的做法嗎？ 面對人工智能產出的文字，也同樣迫使我們把焦點從個別的作品/成品，轉移到作者的整體實踐行為，這不是更符合文學創作的本義嗎？這些做法雖然會比較繁複，不像一次過徵文那麼容易操作，但文學的意義就是實踐本身，沒有理由因為貪圖效率而逃避更深入的互動。

S：制度本身從來也不是中性的，它進行了篩選、評價和確立經典的工作。但無論這個制度如何偏倚，它始終是一個有效的評價機制。假設我們把這個機制去掉，會不會變成價值混亂或真空的局面？ 到時怎樣判斷作者和作品的高下？

D：我絕不是反對價值判斷，主張平均主義或者一切純屬個人喜好。但現在的價值判斷很大程度被既有制度所把持，讀者的角色尤其薄弱。制度包括出版業、評論界、文學獎、文學教育等，讀者在當中不是沒有角色，但基本上是以消費者的形式存在，能參與評價的機會甚少，或者是只能以消費來表達評價（銷量、受歡迎程度）。社交媒體出現後，讀者議論的空間有所增加，但能不能促進有公信力的評價也未可知。很大程度上，讀者反應只是以「流量」和「讚數」這樣的方式表現，而不是有機的交流和互動。

如果所謂「回歸本源」是指某種創作和閱讀的共同體的建立，當中作者和讀者有更直接和緊密的關係，而不是被制度在中間代理，在共同體和共同體之間，也會有評價的交流，漸漸出現一些價值共識。當然，跟傳統的制度代理相比，這種自然產生的共識會比較鬆散和不一致，但卻不致於會毫無準則、人言人殊。就好像在古老的社群裡，說唱詩人誰的技藝較好，誰更能打動人心，也會有相對可靠的風評。在各種技藝之中也如是，並不需要一個中央權威來定奪。我並不擔心解除制度之後，會變成價值真空。沒錯，大紅大紫的名家會減少，但相對而言，有質素而被看見的人會更多。現代出版制度是一個把重注押在少數成功者身上的制度，結果只會造成「貧富懸殊」的現象，也即是少數成功者更成功，而多數失敗者持續失敗，而他們的「失敗」並不一定建基於質素較差，而只是因為不被制度所垂青。這也是競爭性資本主義的邏輯，很明顯是一種扭曲或異化。文學不應該是這樣的。

S：不論是人工智能語言生成，還是其他出版技術的發展，都會引來「取代」的焦慮 — 取代作家、取代譯者、取代出版社、取代紙本書、取代書店等。然後便會激起反彈 — 拒絕改變，守護舊價值和方式。這樣的反應最終也會徒勞無功。相反，一味順應潮流，全面擁抱新科技，又只是盲目跟風，妄顧當中的危險。在兩者之間，你似乎想提出一種新的觀點 — 類似於因禍得福的思維。可以再說說嗎？

D：我們以為科技在剝奪我們珍惜的事物，但換個角度看，能被它取代的東西，一定不是最重要的東西。正如 Claude 自己承認，就算 AI 可以寫出高度藝術性的文學作品，它也無法取代寫作和閱讀的人。這些人是通過經驗和實踐才能寫作和閱讀作品的，這些經驗和實踐才是價值所在，才是人類的「生命世界」構成的基石。單純的完美作品是沒有意義的。一堆完美作品不會構成「世界」，只是一堆「產品」而已。至於 AI 能否寫出完美作品，還是必然是平庸的，並不是重點所在。從作品 / 成品的角度比較是沒有意義的，就算人類贏了又如何？那只是人類的自我異化而已。AI 帶給我的啟發是：就算它能夠寫出完美作品，它也無法經驗和實踐生命，亦不能促進我們這樣做。這說明了一個很清楚的事實：文學創作的重點，不應該在完美作品之上，而在寫作和閱讀作品的過程中。

為此感謝 AI 好像有點多餘，但若不是 AI 的出現，我們不會發現這個事實，因為這個事實早已被本意是促進文學的制度所掩埋。多得 Claude 提醒我們，這個制度是扭曲的。所以，科技的進佔好像教我們節節後退，但退後一步反而看得更清楚，也明白到有些東西之所以會被動搖和取代，是因為它原本就不是必不可少，無可替代的。這種不情願的「減法」，反而會帶來另一邊的「加法」— 我們重新認知重點在哪裡，人性在哪裡，然後往那個方向重建和創新。

同樣的道理，面對電子書和電子出版這些新形式，應對的方法也不應只是守護紙本書。更加徹底的做法是改革出版制度本身，打破以出版社為中介、以作品/商品為主導的現代出版模式。自主和分散式出版可以讓作者和出版專業者協作，共享更高的回報，也可以和讀者建立更直接的聯繫，促進更深入的互動。電子報是另一種凝聚作者和連結讀者的方式，有助於抵抗異化。而書店在當中依然有很重要的角色。書店可以在分散式出版的模式下扮演策展人和聯繫者的角色，獲取回報，亦可以通過舉辦現場活動，增強讀者的參與程度。作為「生命世界」的實踐場地，書店的角色不可或缺。

我們不但需要制度的改革，也需要觀念的轉移。面對科技的挑戰，我們應該把思維由投降或抵抗，轉為積極的反思和破格的行動。目標並不是維護特定的事物，不論是紙本書還是文學獎，而是背後的精神 — 寫作作為生命實踐。只要不違背這精神，就算要放棄甚麼，改變甚麼，也義不容辭。唯一不能放棄的，是人，是連結，是生命。保住文學獎，保住紙本書，而失去生命，是不值得的。而且，一定有辦法，轉一個彎，回頭用不同的方式，去延續紙本書，去延續文學創作的評價和鼓勵活動，只不過，不是以原來的形式而已。要做到這一點，需要強大的想像力，和巨大的決心。

S：看來你比我還激進呢！我本來想做你的擋箭牌，你卻自己跳出來受箭。🎯 我衷心祝願你不會成為殉道者。😇 AI 的出現，如果能迫使我們思考，甚麼才是生命的本源，乘機打破根深蒂固的積習，放手把生產活動交給機器，回歸真正的創作實踐，也未嘗不是一件因禍得福的事情吧！🥰

*〈語言、生命與文學行動 — 論哈伯馬斯、阿岡本、維根斯坦，以及人工智能對文學創作的挑戰〉董啟章 x Claude (AI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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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使用 Nano Banana Pro 生成